满忍
2019-06-16 05:19:27

中美关系目前面临种种摩擦,南海争端、网络安全、贸易失衡等使彼此信任缺失。

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、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的史蒂芬・罗奇(Stephen Roach)在新书《不平衡:中美关系的互相依赖》(Unbalanced:The Codepe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)中,对中美经济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剖析,并将这种关系比喻为“夫妻关系”, 那么中美现在是否正面临“七年之痒”?

罗奇在书中指出,从上世纪70年代末,中美出于不同原因迅速结合。当时中国刚刚打开国门,美国经济陷入滞胀泥淖,因此,中美两国都需要突破现状才能发展。在最初阶段,中美坦率地向对方寻求帮助,通过努力解决各自问题确保经济增长以及双边关系的稳定。罗奇认为,这不过是当时的权宜之计,是出于“方便的婚姻”。

而在过去30年中,中国以年均10%的速度迅速发展,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中美在上世纪70年代因为“方便”而产生的依赖关系就开始不稳定了。中国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,尤其依赖于美国的需求。美国也依赖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以及庞大的储蓄。双方的依存关系逐渐加深,但也出现了局部失衡、互相埋怨等实际冲突。那么中美之间如何应对未来的风险和挑战?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如何再一次寻求平衡?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最近在纽约专访了罗奇。

美国尚未适应

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

第一财经日报:在这本书里,您谈到了“互相依存”这个概念,这有点像哈佛大学教授、经济史学家尼尔・弗格森(Niall Ferguson)谈到中美关系时所说的“Chimerica”的概念。

罗奇:是的,的确有些相似之处。但是他所说的是两个国家联盟关系的建立和瓦解,我指的是两个国家因为需求走到一起,从而建立起来的一种互相依存的互惠状态。当中美两国通过互惠发展经济,两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都会高于可持续水平,基本面的调整应当跟上这样的高速发展,我觉得中国正踏上调整基本面的道路。

日报:的确如此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刚刚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的报告,其中提到在2013年,虽然中国的投资增长依然迅猛,但家庭收入增幅大于GDP增幅,服务业增长水平也高于GDP。这是一个好兆头吗?

罗奇:这表明中国正踏上产业调整的道路,但是才刚刚开始。这是个好事,不过前面的路还有很长。但同时我也非常担心,美国一再告诉中国“需要调整产业结构,需要改革”,但实际上美国却已经非常适应原来的中国:中国的制造商运来廉价商品,在现有的收入水平下,我们买到更多东西。中国的出口商为我们提供资本,抵消了美国的存款不足。

如果中国更多地消费本土产品,并将存款更多用于国内建设呢?美国还没有开始转变,到时候怎么办?这是我在书中想要强调的问题。的确如你所说,弗格森谈到了相关的内容,但我觉得他没有详细地分析两国关系,即这种关系是怎样变化的以及对双方意味着什么。

日报:您提到美国并没有开始调整,我注意到,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,虽然有人质疑美国靠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,但这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。

罗奇:没错,我们喜欢消费。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旨在振兴资本市场,希望人们多花钱,其他的一些政策也旨在鼓励消费。我在书中将美国形容为“最终的消费者”,是众多消费者造就了美国梦。我将中国定义为“最终的生产者”。这两种模式都不是可持续的,生产者需要多消费,消费者需要多生产。中国已经意识到了,但是我们没有。

日报:这也是我所想的,在此次危机之前,美国有历史上最低的储蓄率,但是依然鼓励消费。我完全没有看到政策方面有什么改变来鼓励储蓄。

罗奇:我完全同意。这正是问题所在,在一个互相依存的关系中,如果一方改变了,对另一方的影响是巨大的。如果我们自己不存钱,指望中国为我们存钱,一旦中国改变了,那对我们美国人意味着什么,后果又是什么?这是我在书中想要强调的。

日报:中国现在仍然购入美国国债,为美国资本市场提供资金,国债收益率保持很低的水平,目前为止这种关系似乎还维持得很好。

罗奇:是的。但是,以长远的眼光来看,中国正在从以储蓄供给模式转变为储蓄吸收的模式,过去的储蓄供给美国人,现在的储蓄用来支持国内社会保障发展。但是仍处在调整初期。随着社会保障体系越来越健全,中国的家庭会觉得储蓄没有原来那么必要,收入转向消费。储蓄率会下降,外汇储备水平会下降,中国市场上对美元资产的需求也会下降。

日报:美国需要做些什么呢?

罗奇:首先美国需要减少负债,政府需要修正财政赤字,这两项双管齐下,企业和政府储蓄率就会再次上升。美国的国民储蓄可以用来投资人才培养、基础设施建设等,以此重振美国的竞争力,加大制造业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。就像我所说的,我们会越来越向生产者发展。当然我们也会消费,但是不会像现在花的钱比赚的多。

日报:您是说在未来,美国将致力于多生产多出口,出口将在美国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吗?

罗奇:是的。经济仍然会发展,只是我们不能总是入不敷出。

中美出现“信任赤字”

日报:中美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发生了一些不利的变化,双方的不信任以及摩擦在显著增多。我注意到您在书中把中美之间的关系比作婚姻,您觉得是因为“七年之痒”的原因吗?

罗奇:我们可能正处在“七年之痒”的这个时期。最近中美摩擦不断,包括网络黑客、国土安全、重返亚洲等,双方财政部也都再次提到了汇率问题。现在中美关系中有许多出现“信任赤字”。6月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。我觉得这是互相依存深化的结果,当两个人太互相依赖彼此,他们都认不清自己,出现问题时只知道责怪对方。

日报: 现在好多人似乎都对中美关系不看好。

罗奇:我觉得现在是中美关系近25年来的冰点。

现在是中美关系最困难的时候,或许不会继续恶化。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。比如,在领土争端问题上,东海以及南海问题就孕育着中日或者中美危机加剧的可能。最近刚出现威胁两国关系的另一个问题是网络黑客。

日报:这却不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发展方向。中美两方都变得强硬,希望对方让步。有很多人担心这种策略会使事情变得更糟。

罗奇: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两国应该专注于修补这种关系,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。这种复杂的关系在过去的35年间都维持得非常好,但是现在却陷入了危机。

日报:您提到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的快速发展,也给彼此创造了机会,这是好的一面。

罗奇:我对中美未来的发展还是很乐观的。中国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,尤其对服务业的需求将带给美国巨大的商机。我们有很成熟的服务业公司可以参与到中国的转型中。

我觉得中国服务业将会在2025年前增长120亿美元。其中35%~50%是可以通过贸易途径完成的。我们是最具竞争力的服务业经济,这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机会。

中国的地方债问题成隐忧

日报:回到您说的美国应该增加出口的问题,美国可以出口服务业。

罗奇:是,这又和战略与经济对话有关。如果想出口服务业,我们必须能接触到中国的市场,中国的企业想投资也必须能接触到我们的市场。我们在共同努力的双边投资条约旨在打开各自市场的大门。一年前我们做到了,但是这次毫无结果。他们将所谓外资禁入行业名单的讨论推迟到了2015年,两国都不急着建立公开市场体系。

日报: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对此没有什么帮助吗?

罗奇:此前我在上海,与自贸区的高层领导见面。首先,负面清单很长;第二,它的运行方式非常复杂;第三,我觉得运营的相关规定还没有完全到位。所以自贸区的建立还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快。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实施起来还有一定困难。

日报:中国经济放缓,前景是否让人忧虑?中国政府推行的微刺激是否会进一步恶化地方债问题?

罗奇:我觉得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正稳定在7.5%左右。但是,中国经济增速为什么会从10%降低到7.5%?在我看来,这是中国领导层正促成中国完成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改革。

以服务业为领头羊的经济总是发展相对缓慢,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率增长更高,这正是中国现在的状况。服务业第一次占中国经济总量的第一位。去年,中国服务业的GDP占比从3年前的43%上升至46%,虽然增量不多,但是上升趋势明显。

排在第二位的制造业占44%。虽然服务业占比只比制造业高出2个百分点,但是GDP每增长1%就能多创造30%的就业机会,也就是说服务业带动的经济在7.5%的增长速度下与制造业以10%的速度增长创造相同的就业机会。

中国正逐渐从增长缓慢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服务业,中国正需要这样的转变。但是,中国的地方债问题很重要,债务增长远比房地产增值速度快。我觉得中国政府正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,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,可能会用将来四五年的时间。

日报:人们都很担心,如果我们推迟解决问题的时间,事情就会变得更加糟糕,甚至会是一场灾难。

罗奇:去杠杆化可以通过三种方法实现:循序渐进、一步到位,或是置之不理。我觉得中国政府采取的是循序渐进的方法,尤其对房地产。